html模版高中教育應該以高考優先,還是要培養獨立的人格?


老師(左三)在創意寫作課上與學生們一起寫作

保送上北大附中後,雀躍不多時,石鈺鑫和他的爸媽收到瞭一份長達幾十頁的學校章程,看得他們既興奮又暈乎。

章程裡是學院、書院、走班、選課、學分、學段之類的字眼,整個體系陌生又復雜,讀完還必須向學校提3個問題 他們通過問題來判斷是否讀過。他知道有人反反復復提交瞭十幾遍才通過 學校會把不合格的問題退回,要求重新提交。

對北大附中的新生和傢長來說,章程之所以如此重要,原因很簡單:不懂規則,遊戲就沒法玩。

與傳統高中相比,北大附中有著完全不同的一套遊戲規則:

沒有班級、班主任、學生會,各具風格的7個書院取而代之,靠學生自治;4個學院分別開設導向不同的課程,學生按興趣自主選課、安排自習,每年4個學段,有規定修滿的學時,語文、英語(精品課)撤去高中必修教材,老師開設專題選修課,學生甚至可以自己申請開課……

隨著新鮮字眼而來的,是大把的選擇和決定。比如,面對書院,石鈺鑫有七個選擇: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明德、至善、新民,每個書院有不同的傳統和風格,他要選擇一個最適合的申請加入。《哈利 波特》的霍格沃茨魔法學校幾乎出現在瞭現實裡。隻不過,它傾心的“魔法”是培養完整的人 “個性鮮明,充滿自信,敢於負責,具有思想力、領導力、創新力的傑出公民。他們無論身在何處,都能熱忱服務社會,並在其中表現出對自然的尊重和對他人的關愛。”

事實上,這個看起來很美好的教育烏托邦,已在褒贊和爭議中拉扯瞭7年。

新生

7年前,吳博石被北大附中錄取。那時候,北大附中的名頭雖然響亮,但與其他高中別無二致。

無需過多適應和準備,吳博石順利開學,被編入高一(8)班。他本該有個最平常不過的高中:作為高一(8)班的普通一員,一直到高二(8)、高三(8),然後高考(精品課),離開。

他的高一隻是過得有點不太對勁:一些教室開始被清空、打通,靠走廊的墻面砸掉,換成透明的落地玻璃窗,留出好幾間通透的公共休息區。等到高二,教室裡的講臺開始一個個被拆掉,傳統的課桌椅被移走,搬來瞭可自由拼接組合的多邊書桌,校服也不用穿瞭,愛穿什麼穿什麼。

學校的公開媒體上出現瞭這樣的校長訪談:

“談戀愛會不會影響學習?”學生記者問。

“你覺得吃飯會不會影響睡覺?”校長這麼說,學生這麼寫,然後公開發在瞭校媒上。

高二開學前,他被告知,自己已不再隸屬於某個班級瞭,而被分到瞭以文科為主的“四單元”。他突然變成瞭“單元”的學長之一 同樣分配到四單元的高一新生,成瞭他要去帶領協助的學弟妹。班上同學都各自有瞭新的“單元”歸宿,按理科、文科、競賽、出國等方向被分散在6個單元裡,有老師作為“單元長”指導。這下他們才明白,那些有著落地玻璃窗的大屋子,就是每個單元的活動室。空房間存在著一切可能。

正心書院的墻壁上是畢業生書寫的《赤壁賦》

自然有學生不適應,但對吳博石這樣的孩子來說,他的舞臺完全變瞭 從一個班級,變到整個學校。他開始頻繁地在學校各種活動上拋頭露面,“整個學校幾乎沒有不認識的人”。他同時也是單元自治會的活躍分子,設計活動室、粉刷墻壁、去宜傢淘各式傢具。為瞭裝飾活動室,吳博石大概花瞭半個月:“正好我們都很喜歡當時的一篇課文《赤壁賦》,就讓畢業生學長直接用毛筆在墻上寫《赤壁賦》,突出我們的文科特色。”

單元性格就這樣在一磚一瓦中漸漸有瞭雛形。那時候的“單元”,正是如今北大附中“書院”的前身。

班級被取消,但教師的專業授課教室被固定下來。全校同學都開始遷徙上課 他們迎來瞭傳說中的“走班制”。但全班同學的課表都一模一樣,於是每上完一節課,全班就得背著書包換教室。不光是吳博石,許多同學都覺得搞笑:走來走去的,上課內容、老師、同學都沒變,意義何在?

當時被吐槽最多的還有極不穩定的課表系統。有好幾次,直到新學段第一天開學,吳博石還不知道自己今天有哪些課、在哪個教室 因為系統崩潰瞭,因為課程信息還沒錄入好,諸如此類問題不一而足。不止一次,他隻好背上所有科目的教材,等7點半到校後,臨時到單元活動室開電腦查課表。

那時的他們還不知道,更大的風浪還在後頭,而適應單元制和走班,隻是鋪墊課程改革的第一步。

推倒一面墻

吳博石成為北大附中新生的那一年,也是孫玉磊老師作為應屆生入職北大附中的第一年。而對北大附中來說,2009年之所以重要,是因為一紙委任狀:這一年,王錚校長從深圳中學調任到北大附中。

歷史總是以某種意想不到的方式留下痕跡。孫玉磊的三方協議上,每欄公章下的簽名辦公文具落款都是前任校長康健,直到最後一個章,簽名變成瞭王錚。

孫玉磊老師在博雅學院電動床教室

對王錚來說,說是調任,其實也是回歸:他曾是北大附中的物理老師、北大附中深圳分校校長,更早之前,他也曾就讀於北大附中。在深圳8年,王錚成功地給深中貼上瞭創新和自由的標簽,至今仍被懷念,也仍被爭議 那被稱為深中的“王錚時代”。

回到北大附中,王錚做的第一件事是硬件改造 砸墻面、拆講臺,目的是通過空間的改造,改變學生被動聽課的教學方式。

當時的北大附中老師,多是有資歷、有經驗的老教師,教瞭一輩子,不讓人講課,那這課還能怎麼上?有老師怨聲載道,“瞎搞。”反對聲中,有特級教師離職,有校級負責人被更換,但校長很堅決:如果大方向是對的,那就做;如果出現問題,唯一的方法是解決問題。

或許這是改革者的姿態:想開一扇窗,就必須先提議推倒一面墻。

觸碰課程改革這塊硬骨頭前,2010年,王錚把高三設為“預科部”,和高中部(高一、高二)分開管理。所有的改革,基本都隻放在高中部進行。

高一、高二該不該和高考掛鉤?這個問題在北大附中爭議至今。紀錄片《高考》裡,北大附中和河北衡水中學被放在瞭同一集。與衡水中學把高考看作戰鬥截然不同,王錚更願意把高考看作遊戲。是遊戲便有遊戲規則,掌握瞭規則,就能在其中遊刃有餘。而訓練掌握遊戲規則的能力,高三一年足矣。

穿梭在北大附中教學樓的樓層,你會真切感受到何謂空間的語言:教學樓一到四層是高中部,沒有講臺,沒有整齊劃一的課桌椅,書院活動室裡學生或坐或臥,四處彌漫著自由散漫的空氣,每個人的課表日程各不相同,從早上8點到晚上離校前,一個人可能出沒在教室、圖書館、書院活動室、社團空間、劇場、籃球場等任何地方,而每年的舞蹈節、戲劇節、籃球賽、足球賽都是盛事,校園裡到處貼著創意海報。

一旦上到預科部所在的五、六層,氛圍便驟然緊張,教室也變成瞭最傳統常見的佈局:課桌椅擠得整整齊齊,教室門邊貼著高考目標,穿過走廊,一個個名校就在眼前依次掃過。

從0到1

當王錚在北大附中鋪墊的一切硬件、軟件改造,終於能夠讓他往一個嶄新的空間裡填充新物,對高中部課程大刀闊斧的結構性改革,也終於等到時機:2012年,學院制開始實施。根據高考、競賽、通識教育、出國幾個教育方向,老師被分別歸入瞭行知、元培、博雅和道爾頓學院,學院對應方向相同的單元,靜電機推薦以供學生選課。

如果說行知、元培和道爾頓學院尚自有可沿襲的教學模式,那麼對博雅學院來說,一切都是從0到1。彼時的博雅學院隻有一個老師 孫玉磊。

博雅的目標和北大附中的校訓一樣,也是“完人” 打破學科界限,鼓勵自主探究,培養批判性思維,個性化的人文關懷,翻轉課堂 說起來容易。小班討論課怎樣設計話題?如何掌握節奏?如何讓所有人有參與感?如何引導話題和討論方向?摸石頭過河,又不得不前進。

孫玉磊嘗試過5人、10人、15人乃至20人、30人的討論課,最後敲定不超過15人的課堂效果最優。文學出身的他還兼具技術宅屬性與代碼作鬥爭,尋找最適合分享合作的線上學習平臺,從自創網站到Google+到微軟Office365,再到如今被稱為“北大附中人人網”的Yammer……他相信科技,也相信互聯網的去中心化會帶來全新的教育。

慢慢地,新鮮血液被招進來,不同學科背景的老師各自開設專題課程:諸子百傢、張愛玲、性別與媒體、創意寫作、批判性思維、福柯導讀、時間簡史、《菊與刀》研讀……

石鈺鑫正是每天泡在博雅教室的學生。他幾乎選過所有博雅老師開設的課程,與老師們稱兄道弟,交流困惑互相安慰,完全是平輩好友的口吻。他對每位老師都有不同的評價和認知:J老師不喜歡掌控課堂,基本是學生的發言引導討論思路,“放”得開,有時略有些“收”不住;F老師的課堂節奏比較緊湊,每個人的發言時間都掌握得恰好,會根據每個人的想法發言去延伸話題;上L老師的課是最舒服的,能感受到她的愛和溫柔,也被啟發引導瞭很多靈感……

不過他選得最多的,還是孫玉磊的課:

“磊哥的課改變瞭我的價值觀。他會挑戰我們的觀點,用一個個問題逼我們理清自己的思路。上韓非子,他讓我們讀繁體豎版的古籍,引導我們剖析韓非子論證觀點的邏輯,真是太厲害瞭,那些看似荒謬的觀點,在韓非子的邏輯體系下,論證居然非常嚴密。你會開始去反思一些看起來順理成章的觀點。”

“改變價值觀,這可是很高的客製化刻字筆評價。”

他鄭重地點頭,“沒錯。”

多元的代價

實際上,選博雅學院課程的學生,並不太多。

在高考制度下,博雅課堂和它的目標,都幾近奢侈,大傢也默認選博雅課的學生大多是出國黨。“博雅的課很水”、“學不到東西”、“對高考沒用”,這樣的聲音博雅老師們心知肚明。

說實話,這讓他們感到喪氣。2014年夏,學院與台中腳底按摩書院分離,開放課程通選,也就意味著無論是哪個書院的學生,都可以自由選擇各學院課程。有不少出國黨在博雅課程之外,同樣會選擇很多行知、元培的課程,尤其是數理化,理由幾乎一樣:“這樣基礎會比較紮實。”相較之下,博雅課程反而更像是一種補充。

午休時間,學生們在至善書院活動室下棋

當然,也有高考方向的孩子因為朋友的推薦或興趣,會嘗試博雅課程,但為數不多 這需要付出機會成本。

伴隨著通選的開放,“語文必修一”、“英語必修二”之類的字眼也從選課系統中消失瞭,取而代之的是“魯迅專題研讀”、“《紅樓夢》研讀”、“英文版《簡 愛》研讀”……語文、英語的高中必修教材被王錚校長撤除瞭。他有意采用博雅模式,將它們全部改革成經典研讀的專題性課程。

於是,語文組老師悉數被並入博雅學院,博雅的人數也一度達到瞭頂峰。博雅學院長孫玉磊顯然被激勵瞭,頭腦一熱,開始做方案、培訓新人。

磨合期隻持續瞭半年,校長決定“放虎歸山”。這短短半年並不愉快,觀念之爭不斷:博雅學院引導老師按博雅的教學模式上課,實行讀書報告加討論的翻轉課堂,卻不被全然接受。

隻消看一眼不同學院的教室,你就知道他們相差甚遠:

行知、元培教室尚偏傳統,但博雅教室裡出現瞭一切“不該”出現在教室裡的東西,四處散亂著書、吉他、海報、玩偶、幹花、咖啡機,墻上貼著海報、油畫和詩。

在博雅上課,人手一臺筆記本電腦,方便即時查資料、在線上平臺Yammer交流;而在行知的課堂,紙筆依舊是主流,根據個別老師的要求,沒有特殊需要,電腦是被禁止帶入教室的 那容易讓學生分心。

這學校的異質共存幾乎叫人咋舌,也因此不得不承擔多元的碰撞。比如,博雅的課堂確實充滿變數:老師的個人氣質、知識儲備與應變能力決定瞭課堂風格,學生的水平和主動情況也直接影響瞭課堂發言質量。如何引導學生的發言顯得至關重要:引導好瞭,學生將被點燃熱情,主動打開一個新世界的大門,甚或改變人的一生;引導不好,就容易讓人覺得“水”。

但這種引導能夠讓學生突破其固有思考范疇、超越固有水準嗎?有行知老師表示懷疑,說起一個故事:曾有一直選博雅課的出國黨,原以為行知就是應試,有次為湊學分選瞭行知課後,卻大為驚訝,開始反思自己上過的博雅課:

“就像一群科學傢給農民放科幻電影,看完後問農民們有什麼感想,他們說,看到瞭一隻雞。原來是電影裡某一幀有一隻雞一閃而過。原來你就能看到一隻雞,學完之後,你還是隻能看到一隻雞,這課對你來說有什麼意義呢?”在他們眼裡,博雅的翻轉課堂,是學生肚子裡還沒貨,就想讓對方倒出來。

比起博雅的“革新”,行知的課堂,更像是傳統教育模式的充分“改良”:既以經典篇目為依托,也輔之以各課學案,以填空、問答題的方式引出高考基礎知識點;課堂既有講授,也有小組合作、戲劇表演、動手實驗推導;課後作業既有最普通的題目、試卷、作文,也有實踐類型的思維導圖等創新形式。

去年夏天,北大附中的課程研發如火如荼時,剛入職博雅學院的李韌聽瞭一些行知老師的優秀代表的講座,十分佩服:行知學院裡早有一直在探究本學科的本質思維並做出成果的人。

然而不可否認,他們之間最根本的差別,其實隻有一個:高中教育的目標,應該以高考優先,還是以培養完整獨立的人格為首?高考和全人教育,是否真的互不兼容?

躲不開的高考

無論烏托邦如何美好,北大附中終究建立在現實的地基上。教育改革最直接的代價,簡單粗暴地反映在瞭高考排名上。

在一些人看來,北大附中高考排名下降,幾乎是一個不言自明的事實。但這在數據上似乎很難說能找到確切的對應:2016年北京市高考成績剛剛出爐,在官方通告中,整體而言,北大附中的一本率依舊接近100%;就近年的其他指標來看,以改革前的2007年為例,北大附中上600分的人數排在第五,處於重點中學批次的第二梯隊,而近年具體排名大體在第六至第九的位置,雖略有下降,但梯隊位置似乎並未大變。

明德書院活動室

“這些數字沒有意義。”孫玉磊直言。這與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的說法不謀而合:“不要用考上清華北大論中學辦學成功。”

不過,有老師感覺,近兩年因為高考帶來的各方壓力,學校改革的步子在往回收瞭:比如,行知學院在課程中逐步融合高考知識點;又比如,去年夏天開始的一系列轟轟烈烈的課程研發活動,到瞭年底便偃旗息鼓,而各學院院長的直接上級由課程委員會調整為高中部校長。

這不得不讓人覺得是回歸高考的某種信號。

最焦慮的還是高考孩子的傢長。開傢長會時,很多老師都會見識到這樣的傢長:或憤怒或焦急地找到孩子的任課老師,或質問或哀求,“孩子本來初中成績很好,到瞭北大附中以後,每天都在打遊戲,成績也不行瞭,學校怎麼可以這麼不負責任!”

有老師是這樣應對的:“說實話,您孩子的問題隻是更早被暴露瞭。自我管理能力不夠的話,就算沒在高中荒廢,也會在大學墮落的。當然,我們學校也有責任。”話中帶著無奈。

這幾年,北大附中的轉學率不低。光沖著名氣、不做背景調查而來的傢長和孩子,往往要面臨最大的沖擊。下一個新學期,根據市教委的指令,北大附中還要接收來自北京遠郊的150名生源。作為沒有自主招生權的公立中學,北大附中能做的隻是盡力向新生和傢長傳達學校章程。

北大附中的老師常要思考該如何把握自由和規則的界限。

有老師說:“最快的學會遊泳的方法是什麼?扔進水裡。”

那麼就一定有人問:“那如果是直接把不會遊泳的人扔進瞭大海,而不是遊泳池呢?”

不想直接授人以魚,那誰來授人以漁?然而,這是一個系統工程,本應當從娃娃抓起,而不是粗暴地扔給某一個階段的教育,無論是大學,還是高中。

在熊丙奇看來,以高考制度為核心的單一評價體系若無法改變,中國的基礎教育是無法真正關註學生個體和興趣發展的:“無論看上去學校改革多熱鬧,隻要是按照高考分數來選拔、錄取學生,中學就沒有太多自主辦學的空間,因為所有的招生權、投檔權、計劃審批權都掌握在政府部門,它抓住高考這個核心,對整個基礎教育進行計劃管理。所以,在高考制度不改革之下的課程改革,是形式大於內容,甚至是‘偽改革’。當然,也不可全部否定學校的努力,但說白瞭,它們不過是在單一的評價體系之外,略微關註瞭一下學生生活、精神、人格的教育而已。”

90年代

二十多年前,北大附中遠沒有今天這麼熱鬧。

北大附中的位置本就鬧中取靜,明明離馬路不過百米的距離,但從教學樓窗口望出去,入目皆是一片蔥鬱和樹影斑駁,偶有鳥叫蟬鳴。90年代,在同樣的地方,博雅學院的李韌老師度過瞭她的中學時代。

李韌老師在博雅學院教室

那時候的北大附中同樣自由。比起別的高中,他們可以更少地穿校服,體育課、各種活動也比其他學校多。大概因為60年代建校之初,最初的老師皆是北大學子,就此把自由的校風沿襲下來,成為瞭北大附中一貫的傳統。

由於它基本隻接收北大、中科院的教職工子女入學,李韌喜歡用“知識分子的孩子”來形容當時的學子:略帶清高,沒有過分的野心,對經商從政都不太有興趣,對於“成功”、“人上人”這種概念淡漠。雖然沒有如今的改革,但也不乏在知識精神領域去自由探索的人。

李韌並非懷念過去:那時候前後幾屆人,確實沒有出現所謂出類拔萃的社會人物。隻是在她眼裡,如今的北大附中,顯得有點浮躁:“校長也是從北大這種自由傳統中走出來的人,他想要還給學生教育應有的本質。但那個本質是什麼?可能因為校長是理科出身,比較強調培養學生的行動力。但比起行動力、領導力這些詞,我可能覺得懂得愛、有能力追求幸福,更加重要。”

去年,在做過記者、編輯、非洲志願者、全職媽媽之後重回北大附中,她開創意寫作的博雅課,帶學生到校園裡觸摸感受一棵樹,做瑜伽,用剪下來的字詞重新拼詩……她想喚醒孩子們對這個世界的敏銳感覺。

這也是她希望用創意寫作傳達的價值。

自由

由於種種原因,當年的校園風雲人物吳博石高考失利,抱著“打死也不復讀”的想法,最後去瞭“以前完全沒聽說過的”華東政法大學攻讀法律。

失敗瞭麼?

法律專業正合他的心意。他已經不再滿足於校內活動,從大一開始就走出校園,到各大律師事務所實習、聯合各高校法律系為高中生做法培……相比起大部分剛開始在迷茫中探索自我的大學新生,他的目標和規劃的確領先別人不少。今年秋天,他將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繼續攻讀法律碩士。

當年的憤青少年吳博石寫過不少文章和段子,公開諷刺學校各種“擾民改革”。沒人阻攔、警告,甚至恰恰相反 時至今日,他曾經的“奇葩語文老師”孫玉磊還能快速從電腦記錄裡翻出吳博石諷刺校長的一個段子,津津樂道為創意寫作課上的優秀范本,講瞭一屆又一屆。

而被他諷刺的王錚校長,則在他畢業後,“自掏腰包請我吃瞭頓飯。”

如今,回想過往,吳博石覺得當年的自己幼稚,卻也明白瞭何為“自由開放”。

“在北大附中,唯一不變的東西,就是它永遠在變。”在北大附中的幾天裡,不止一個人對我這麼說。

本文轉載自《南方人物周刊》 作者:邱苑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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